在龙头井小街与德胜门内大街之间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兴华胡同。距离胡同东口不远的13号院古色古香，院门前的淡黄色标牌上写着“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陈垣故居”。两扇斑驳的木质院门上各镌刻一列文字：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庭院里的一棵椿树和一棵国槐高过灰色的屋顶，树冠有如两团绿云，在风中摇曳生姿。偶尔有居民出入院落。这座院落的原主人陈垣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，教书育人一生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坐北朝南的陈垣故居，是一座青砖灰瓦的二进四合院。当年，院门前有一对石狮子，进入院门后，照壁迎面而立。前院不大，宽敞明亮的南房是陈垣会客的地方。余逊、柴德赓、启功、周祖谟等辅仁大学中青年教师常来拜访，陈垣与他们在南房探讨学问，谈天说地。久而久之，有人便将余逊、柴德赓、启功、周祖谟称为“陈门四翰林”或“南书房行走”。后来，他们都成了陈垣的学术传人，成就卓著的大学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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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在厢房的保姆养了几只鸡，给清静的院落平添几许生气，也使充盈着书卷气的空间里多了生活情趣。院里的两棵海棠树已有几十年树龄，春天满树繁花，秋来果实累累。有时候，陈垣送客从屋里到屋外，又在枝叶婆娑的海棠树下闲聊，说彼此的文章，说先哲的思想，说世事变幻，说人情冷暖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穿过垂花门，便是后院。后院比前院大得多，东西厢房各三间。东厢房是亲友住的客房，西厢房是书库和抄书先生的工作间。陈垣的四万多册藏书大都是线装书，整齐地码放于书箱，然后放在书架上，一排又一排，共有9排。因为图书太多，书架与书架之间空间狭窄，陈垣风趣地称之为“胡同”。尽管卷帙浩繁，陈垣依然准确无误地知道每一本书的存放位置。他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某书，从未出现过差错。
北房五间，西边是陈垣的卧室和卫生间，东边是助手的工作室。堂屋为陈垣的工作室，墙壁上悬挂的匾额“励耘书屋”为《大公报》创始人英华（字敛之）题写。此外，轮换悬挂他所珍藏的清代著名学者的墨迹。之所以取名“励耘书屋”，是因为他的父亲名田，号“励耘”。年幼时，父亲鼓励他好好读书，使他养成了手不释卷的好习惯。
陈垣搬入兴化寺街5号（即兴华胡同13号）时，北平已被日寇占领。当时，北平的国立大学，比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，向南搬迁到了大后方。一些没有离开沦陷区、又不愿在敌伪注册的大学教书或读书的教师和学生，纷纷投奔陈垣担任校长的辅仁大学，因为辅仁大学有教会背景，是沦陷区唯一不向敌伪注册的大学。这一时期，陈垣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爱国教师和学生。
当时，陈垣从他的宅院向西，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再向北，就是位于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。在课堂上，他选择那些能够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内容作为教材，勉励学生坚守民族气节。他还借返校节的机会，以讲“孔子举办运动会”为题，公开斥责那些认贼作父的汉奸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陈垣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胆识和骨气。
从1939年搬入兴华胡同13号院，直到1971年去世，陈垣在这座院落居住了32年，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。
作为史学家，陈垣在元史、宗教史、考据学、校勘学等领域均有建树，著作等身，而作为教育家，他殚精竭虑，倾注了毕生心血。
从18岁开始执教，陈垣先后担任过蒙馆、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和大学教师。1922年底至1923年，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长，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；1926年，他任辅仁大学校长；1952年，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，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，直到1971年去世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一生从教70余载，从未离开过三尺讲台。
陈垣教育理念先进，组织教学有方。在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，他多方聘请名师，注重教师的真才实学，而对教师的文凭和出身忽略不计，使沈兼士、陆宗达等良师云集辅仁。他认为国学教育是根基，把“发展中国固有文化”作为办学核心，规定“国文”为文理科学生的共同必修课。他曾亲自主持“大一国文”课，重点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，每两周写一次作文。优秀作文开辟专栏张贴，供大家观摩交流。1944年4月至6月，陈垣同时代两个班的国文课，每周四小时。1950年，已经71岁的陈垣仍在教国文课，他的教学日记里详细记录着每次讲课的内容和教材发放等情况。
学生之所以喜欢听陈垣讲课，因为他的讲课方式亲切、直观、有趣。对“教师台上坐着，学生台下听着”的情形，陈垣不以为然。他注重活跃课堂气氛，讲课时在学生座位之间走一走，写了板书之后也到讲台下面看看，既看板书效果，也看学生笔记情况。在讲述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时，他自己仿佛成了荆轲，惟妙惟肖地在讲台上“逐秦王”，绕着讲台转了两个圈子。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，靠着铜柱朝秦王扔出匕首时，他举手作势，将手中的粉笔掷出。同学们说，听陈老师讲课，不仅长知识，还是一种艺术享受。那些学生里面，就有书画家启功。
对学生，陈垣主张以鼓励夸奖为主。即使是淘气或成绩差的学生，也要细心发现他们的优点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优点。然后，真诚地予以表扬，并进行正确引导。站在讲台上为人师表，靠的是真才实学，而不是乱发脾气。他还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，从刊物、社团、文体活动入手，使辅仁学子朝气蓬勃。与此同时，陈垣还创办义学，收容孤儿，并创建平民中学，作为孤儿工读园的后续学校。这些学校秩序井然，并以学生成绩优良闻名京城。
对学生以鼓励为主，并不等于无原则地迁就学生。史学家柴德赓在《我的老师——陈垣先生》一文中回忆：“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，得九十分固然不易，得五十分也不冤枉。”他对学生严格，更严于律己，因而受到学生的敬重。
作为一个虚怀若谷的学者和兢兢业业的教育家，陈垣渴望“芬芳桃李人间盛，慰我平生种树心。”教书育人一生，桃李满天下，他的夙愿实现了。
作为德高望重的教育家，陈垣门下学术名人众多，著名书画家启功便是一个代表。陈垣与启功，两代国学大师的师生情义成为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佳话。
启功21岁那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认识了在辅仁大学当校长的陈垣。他见陈垣面色威严，心生畏惧，而陈垣却亲切地对他说：“你的祖父和叔父都是和我同年的翰林，我们还是常有来往的世交呢。”经过一番交谈，陈垣认定这个聪明可爱的年轻人属于可造之材。从此，启功经常拜见陈垣，聆听教诲。与陈垣的相识，成为启功人生的转折点。
起初，为了解决启功的生活困难，陈垣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中做中学教师，任教国文科。尽管启功完全能够胜任，却被一位分管附中的院长辞退了，理由是“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”。陈垣安慰他说：“别灰心，机会还会有的。”果然，机会又来了。1935年，陈垣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。当时，启功已有很高的美术造诣，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知名度，执教美术系绰绰有余。但巧的是，一年多以后，那位辞退启功的院长又来分管美术系了。他固执己见，依然借口“学历不够”，再次辞退了启功。
陈垣坚持认为，启功人才难得，应该予以提携。1938年秋季开学时，陈垣再次邀请启功回辅仁大学，聘任他为国文系讲师，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国文课。从此，启功再也没有离开辅仁大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，陈垣继续当校长，启功继续当教授，师生二人一同鞠躬尽瘁于大学教育岗位。
天赋和勤奋，使启功成为大名鼎鼎的画家和书法家。每当有人盛赞他的书画艺术时，他就谦虚地说，我不过是一个会写字的教书匠而已，书画的进步都是恩师陈垣教诲的结果。启功对恩师的教诲，一直铭刻在心。当年，为了鞭策他苦练书法，陈垣意味深长地对他说，你给学生批改作文时，假如学生的字比你的字漂亮，你会是什么感受？这句话对启功触动很大，使他一刻也不敢偷懒，而他别具一格的书画艺术，正是来自于千锤百炼。
1971年，陈垣在京逝世。启功悲痛之余，为恩师撰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依函丈卅九年，信有师生同父子；刊习作二三册，痛余文字答陶甄。”
